一百年前的今天，谁用影像纪录了五卅运动

zhq 2025-05-30 阅读:255 评论:0

“五卅运动”发生当天及之后很短时间内，大量真实、连续的现场摄像画面就传播开，时人和后人对“五卅”的切肤感知，直接来源于这些影像。一图胜千言，它们是谁拍的？又是如何传播开的？徐碧波徐碧波，来自苏州吴县，生于1889年，曾师从林琴南、陈栩园等学...

“五卅运动”发生当天及之后很短时间内，大量真实、连续的现场摄像画面就传播开，时人和后人对“五卅”的切肤感知，直接来源于这些影像。一图胜千言，它们是谁拍的？又是如何传播开的？

徐碧波

徐碧波，来自苏州吴县，生于1889年，曾师从林琴南、陈栩园等学习诗词、书法、绘画。1922年，他迁居上海，住在槟榔路的金城里，与玉佛寺仅一墙之隔。在上海，徐碧波靠为报纸写稿为生，后经引荐，于1925年春在上海进入友联影片公司，先担任撰写电影字幕、编辑宣传特刊等工作，后任编剧。“五卅运动”发生时，“友联”的创办人陈铿然冒险拍摄纪录片，徐碧波为之整理编辑并制作字幕，取名《五卅沪潮》。

徐碧波生活过的金城里，与玉佛寺仅一墙之隔（吴越摄）

徐碧波在1957年的《中国电影》第二期上曾发表《纪录片“五卅沪潮”拍摄经过》，节录如下：

……五月三十日那天，上海各学校二千余学生，在租界各繁盛马路上举行演讲、示威，并散发印有 “援助被杀的工人顾正红”、“援助被捕工人学生”、“打倒帝国主义”等口号的传单。帝国主义者派出了大批武装人员，到处驱散、殴打学生。就在这时，在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上，英帝国主义者命令外国巡捕向徒手的中国工人、学生开枪，当场被杀害者四人，因伤重死在医院里的七人，受重伤的八人，伤者无数。帝国主义的无理暴行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，上海人民并举行了工人总罢工、学生总罢课、商人总罢市的三罢斗争。在蔡和森、瞿秋白等同志领导下，上海各工会成立了总工会，并组织了 “工商学联合委员会”，来具体领导这一反帝运动。

南京路上被枪杀的群众

当时，上海影戏公司正在风起云涌，刚刚创办的友联公司在五月三十日那天，曾及时拍摄了有关惨案的纪录片。该公司创办人陈铿然和摄影师刘亮禅，那时都还只是二十二三岁的青年，他们不怕危险，在出事后一小时就由司机胡廷芳驾了车，飞速赶赴南京路现场，出其不意地冲着捕房门前拍了一些冲洗血迹的镜头。巡捕看见他们后，立即派马队追赶汽车，在新世界附近（南京路西藏路口）勒令停车搜查。幸亏女演员徐琴芳把那具小摄影机 “埃摩”藏在下身大裤管里（当时妇女都流行穿大裤脚管的裤子），所以没有搜查出来，省却了好些麻烦。汽车驶出了戒严地带，还在四周拍了一些惨案发生后的凄凉景象。

六月二日上午，他们又赶到库伦路验尸所，想摄取烈士的惨死遗容，但因这里是属于公共租界管辖，没有拍到。后来通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介绍，到南码头同仁辅元堂拍到五具牺牲了的烈士的尸体。当时户室内光线太暗，用 “埃摩”镜头很难把死者面部拍清楚，经陈、刘二人仔细研究后，并经该堂主人大力帮助，在屋顶上开了个临时天窗，颇费了好些周折，才拍好这几个镜头。当天下午，同济大学全体学生抬了尹景伊烈士的棺材游行街市，从斜土路走到徐家汇东谨记路的齐鲁别墅，沿路之上，友联公司也把这些沉痛的场面摄入镜头。

最使人感动的，是在医院里拍摄到重伤者的几个场面。当时指定收容重伤者的医院，只有白克路的宝隆医院和山东路的仁济医院。这两个医院周围布满了武装岗警，极难进去。可是富于正义感的医师们，眼看同胞们惨遭屠杀义愤填膺，经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联系，他们就答应帮忙，由他们把摄影器具藏在手提药箱里夹带进去，摄影人员也乔扮了护士和助产士混了进去。病房外虽有人巡逻，可是得不到医生的允许不能进入病房，所以在摄取重伤者的镜头时不致受到阻碍，这些镜头也就拍得比较多。

气急败坏的巡捕头目

他们还拍摄了其他的许多镜头，如英军在黄浦滩登陆示威，租界上武装商团作恶帮凶，上海大学被封闭，各学校罢课，学生沿途演讲，工商界散发传单，商店罢市以及群众集会等场面。有些场面是摄影师冒了极大危险偷偷拍摄来的。共剪辑成三部，字幕是由我编写的，片名定为《五卅沪潮》。记得有这么一个特写镜头：一个医生手掌心里托着一粒刚钳出来的子弹，我用愤激而讽刺的口吻写道： “呜呼！这是帝国主义的恩赐！”

此片完成后，租界当然是禁映的，只好在当时西门和闸北比较小的电影院里放映，那时友联还没有拍出长故事片，就加在别家公司的正片前放映。在苏州也放映过。这已是三十二年前的旧事，大家恐怕都已淡忘了。

在拍摄这部新闻纪录片的时候，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方面有一位青年（名字记不起了）常来联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友联公司曾把一个拷贝赠送给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。那年六月廿七日，上海学生联合会还借老西门方浜桥的 “共和影戏院”放映《五卅沪潮》和另一部故事片《一年前》，把全部收入接济了罢工工人。